2025年10月,湖南衡山县一个隐秘的出租屋里,75部手机同时运行着不同的电商平台账号。屏幕前的人只需轻点几下,新鲜的金枕榴莲和5J车厘子在照片中瞬间"腐烂变质"——霉斑蔓延、果皮发黑、汁液渗出,逼真到连平台客服都无法分辨真假。四个月内,他以此手法骗取"仅退款"百余笔,涉案金额高达1.6万元。
案件近日宣判,但真正令人警觉的不是一个人的贪婪,而是当AI技术被用于欺诈时,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正在遭受怎样的冲击——无辜的衡山全县居民因为一个人的恶行被电商平台集体拉黑,榴莲和车厘子从本地网购列表中悄然消失。
据央视新闻报道,犯罪嫌疑人谭某某(1996年生)有两次诈骗、盗窃前科,系累犯。他的犯罪链条清晰而高效:通过境外加密通讯软件非法购买已实名认证的淘宝账号 → 利用75部手机分流下单规避风控识别 → 收到货后使用AI修图软件伪造水果腐烂照片 → 以质量问题为由申请"仅退款不退货" → 将完好水果转卖至闲鱼、朋友圈或线下渠道套现。
法院查明的事实触目惊心:四个月内,谭某某累计下单100余笔,非法获取60个9-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5J车厘子,经衡山县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总价值16070元。他的手段之隐蔽在于——每次下单都更换支付账号,使用不同实名认证的账户分别操作,以规避平台的异常订单识别系统。
判决结果方面,衡山县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审理后认为,谭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借助AI技术虚构商品瑕疵、骗取平台全额退款,客观上实施了批量下单、技术造假、虚假售后、转卖套现的连贯行为,构成诈骗罪。鉴于其系累犯依法从重处罚,同时考虑其坦白、认罪认罚并全额退赃,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判决已生效[^1]。
这起案件最核心的技术启示在于:造假成本与维权成本的极端不对称。
在传统的售后纠纷中,要伪造一张以假乱真的水果腐烂照片需要真实的"作案"条件——购买腐烂水果、摆放布景、调整光线拍摄。这个过程不仅耗时耗力,而且留下的物理痕迹(真实果核、果皮残渣等)也可能成为破绽。
但AI时代这一切被颠覆了。
当前主流的大模型图像编辑工具(如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各类AI修图App)已经能够根据自然语言提示词,在几秒钟内完成对一张新鲜水果照片的"腐烂化处理"。模型能够模拟出逼真的霉斑纹理、光线反射效果和色彩渐变,这些细节恰好是普通电商平台客服在自动化审核流程中最依赖的视觉判断要素。
更关键的是,这种伪造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没有物料成本、没有时间成本、没有技能门槛。一个从未接触过水果腐烂状态的人,也可以通过AI工具生成高度逼真的"烂果图"。这正是南都报告所揭示的"AI造黄谣"与电商造假共同的技术逻辑:技术的民主化使得"人人皆可造假"成为现实[^2]。
国家反诈中心APP于2026年5月上线了"AI内容鉴定"功能,支持对图像、视频进行检测,由中科睿鉴提供技术支持[^3]。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商家上传买家发来的"瑕疵照片"进行检测,往往面临模型准确率不到百分之百、鉴定周期长、检测次数有限等瓶颈。而黑灰产方却在不断迭代新的伪造技术,形成了一场永无止境的"猫鼠游戏"。
电商平台设立"仅退款"机制的初衷无可指摘——降低消费者维权门槛、简化售后流程、提升购物体验。但这一善意设计在AI技术的加持下,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滥用风险。
本案中一个最值得深思的现象是:谭某一人的诈骗行为,直接导致衡山县被多个电商平台标记为"高风险地区"。当地居民后来发现自己根本买不到榴莲和车厘子——商家看到收货地址来自衡山就拒绝发货。
这意味着什么?一个人的信用破产,代价是整个县域消费者的连带惩罚。 这种"一人作恶、全县买单"的治理逻辑,折射出电商平台在风控策略上的简单粗暴和算法黑箱。平台为了降低自身的经营风险和售后成本,宁愿误伤无辜的消费者,也不愿投入资源去优化更为精准的风控识别系统。
对于涉案的具体商家而言,损失远不止于货物本身。每一起虚假"仅退款"申请,意味着商品成本、快递费用、包装损耗、时间成本的全面损失。而对于年销售额数十万的中小商家来说,1.6万元的损失可能是数周甚至数月利润的蒸发。
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宋健指出,商家在能够举证证明损失是由行为人恶意退款引发的情况下,有权向法院索赔并获得支持[^4]。但在实践中,中小商家往往缺乏足够的精力和专业知识去应对平台申诉、收集证据、提起诉讼等一系列维权流程。这就形成了一个制度悖论:"仅退款"本是为保护弱势消费者设计的机制,却在实际操作中将经营风险过度转移给了同样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商家。
案件中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值得警惕——部分消费者认为"仅退款"金额不大、平台和商家不会较真,只属于民事纠纷或违约行为。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
京师(兰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立功分析指出,利用AI伪造商品问题图片申请退款的违法行为,可能同时触及民事、行政、刑事三个层面的责任[^5]:
谭某某案中,法院充分考虑了累犯这一从重处罚情节。此前他在2024年因诈骗罪被判刑,本案判决时距前科释放不足两年,依法构成累犯。这意味着即使单就本案情节本可在六个月至九个月之间量刑并适用缓刑,但因累犯身份而实际判处了一年有期徒刑[^1]。
这一判决向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AI不是法外之地,技术手段不能成为逃避法律制裁的理由。 利用AI实施传统犯罪,在定罪上与传统犯罪并无区别,但在量刑时可能被认定为"手段更具隐蔽性、社会危害更大"而从重考量。
这起案件看似只是一个个体的犯罪故事,但它揭示的结构性问题远超个案本身。当AI造假成为常态化的风险,电商生态乃至更广泛的社会信任体系将面临怎样的重构?
当前电商平台的风控逻辑本质上是一种零和博弈:平台在消费者保护和商家利益之间寻找平衡,但当技术降低了造假门槛后,这种平衡被彻底打破。
平台采用的"地域拉黑"策略暴露了算法治理的最大缺陷——用牺牲少数无辜者的代价来换取整体风控指标的改善。这不仅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意识到自己可能因为某个"地域标签"而被排除在市场之外时,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将被严重侵蚀。
国家反诈中心APP的"AI内容鉴定"功能代表了"用AI对抗AI"的技术思路,但其本身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局限性。
首先,目前AI检测模型的准确率无法达到完美。如果检测系统存在误判率,那么每一个被错误判定为"AI生成"的真实照片都可能成为商家无理拒赔的依据,从而损害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其次,一旦AI鉴真成为普遍应用的标准配置,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关于隐私、数字身份和证据效力的伦理争议。如果一张照片可以被检测为"AI生成"但无法确定具体生成工具、版本和时间戳,那么在司法审判中,这种证据的证明力应该有多大?
从制度设计角度看,这起案件暴露出一个核心问题:电商平台在"仅退款"规则的执行中,是否承担了足够的事前审查义务?
江苏省消保委曾明确指出,AI造假骗退款的首要责任方应该是平台,平台需要加强主体监管责任,建立更严格的审核机制[^6]。如果平台能够通过技术升级(而非简单的地域拉黑)来识别异常订单模式——例如同一地区订单量突增、退款率异常波动、退货物流轨迹缺失等——就可以在消费者和商家之间建立更为合理的风险缓冲带。
法官宋健的观点值得重视:平台不能简单地"把所有事情都交给算法来决定",也不能"把经营风险全部转嫁给商户"[^4]。这意味着电商平台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在数字交易中的角色定位——不仅是规则制定者,更是公平秩序的维护者。
回顾这起"AI烂果"案,我最大的感受不是愤怒,而是焦虑。
在一个理想的技术社会中,AI应该是促进信任的工具——帮助商家识别假冒伪劣产品、帮助消费者快速维权、帮助司法机关更高效地审理案件。但当缺乏制度约束时,同一技术也可能成为摧毁信任的最锋利武器。
我们不能等到"所有人都在造假"的那一天才想起建立规则。 这起案件的深远意义不在于一个骗子被判了一年,而在于它提醒我们:在AI技术飞速迭代的今天,社会治理的速度必须跟上技术变革的步伐。
具体来说,我认为需要关注三个层面的行动:
立法层面:应当明确利用AI伪造电子凭证实施经济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将"技术滥用"作为从重处罚的法定情节;
平台层面:电商平台需要建立更加精细化和公正的风控机制,用数据画像替代简单粗暴的地域标签,用技术投入替代责任转嫁;
社会层面:公众需要建立对AI生成内容的辨识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同时理解"仅退款"等传统便利措施的合理边界,不将其等同于可以随意利用的制度漏洞。
榴莲依然是甜的,车厘子依然新鲜。但当AI可以把"烂"变成一张照片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回答一个问题:在数字时代,什么样的凭证才真正具有法律效力?什么样的信任才值得被托付?
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我们能否在这场技术变革中赢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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